张学谦 | 褪色的“崇拜”：五四末期知识青年价值形象的分歧与重构

张学谦

      在新文化运动中，进步知识分子将知识青年视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并将其推到了“崇拜”的高度。“五四”运动的爆发，无疑是进步知识青年自我价值形象的一次有力呈现。然而，亦是因为“五四”，知识青年的价值形象在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中产生了分歧。“五四”末期青年学生林德扬自杀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价值形象重构的起点。此后，“青年崇拜”的光环逐渐褪去，各界对知识青年价值形象的认识也恢复到常态认识，甚至成为人人争相教导的对象。

         一、知识青年价值转折的起点：

    林德扬的自杀

     1919年11月16日下午四点，已经是农历九月下旬，日暮初冬的北京多少有些寒意，林德扬的尸体在万牲园荷花池中被园丁发现，在林德扬的尸体上，佩戴着“北大”的校徽。

北大校徽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在运动中的青年学生，或积劳成疾不治而亡，或以身殉志选择自杀的并不少见。仅见报报导的就有震旦大学刘德明以及中华大学李鸿儒投河自杀等等数十件，不仅是在校的青年学生，整个青年知识群体，包括非在校的青年都有涉及，一如四川宋文初、湖南胡铁、上海卢有用等。林德扬的自杀，本来应当是相当平常的，至少在五四运动大潮中看去，并不是那么的具有特殊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事件，激起围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辐射整个北京范围内，涉及《晨报》、《新潮》、《新社会》以致《新青年》都参与讨论的话题事件。林德扬的自杀一定呈上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这场发生在五四运动尾声中的自杀事件，引发了身处于运动中心的，具有领导地位的青年知识群体对于自身形象与整个群体形象与价值重新考虑与讨论。

《新潮》第一卷   第四号

林德扬，字士言，世居广东嘉应，后随祖父迁徙至四川华阳，十四岁入蒙，十七岁入华阳县中学校习科学，“昼夜钻研，尤肆力于理化数学”，第一次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可能因自幼羸弱加之用功过度，竟然在揭榜时当场晕倒。之后林德扬更加刻苦发奋，“半载未尝出校门一步”。次年，林德扬放弃已考入的天津北洋大学，再次报考北京大学理科化学门，并被录取。在校期间，因理科“功课过繁”，加之其“攻苦逾恒”，导致“咯血疾”，体质实所不胜，于是转入课程较为轻松的法科法律门。五四运动爆发时，尚在西山养病的林德扬原本“颇委顿”的精神，于听闻运动消息之后，“厥然以兴”，说：“岂林某卧病时耶？”林德扬旋即回到回校，在国货维持股办事，与并与罗家伦所在的新闻股“约日撰白话文一篇，劝国人服用国货”。

林德扬自杀的直接原因也因此和“国货”产生了分不开的关系。“六三”之后，青年学生已经将兜售国货与演讲视作一项并行的活动。对于青年学生兜售国货的行为，在当时社会之中，有着不同的评价。除了北洋政府对于学生街头贩卖国货的压制以外，商界本身也对学生查货卖货的行为心存不满，加之又存在有学生贩卖国货是否有盈利的问题，更是混杂了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复杂问题，使学生贩卖国货行为变得更加复杂。青年学生贩卖国货的道义立场，注定是要与合理的经济行为相分离的。参加过上海学生运动的侯绍裘回忆自己所拟定的抵制日货的方案是：“叫上海学生每人担任十元的股本，去开办一个不求赚钱的国货公司。”尽管，多年后，就连侯本人都觉得“其实要人家的钱，岂是这样容易的么？真是太踌躇满志了！无怪其没有结果”，但是这对于处于运动中青年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个似乎可行的办法。如果是一个性格“秉性刚直，热忱过人”的人来说，或许就会视之为可行，而林德扬恰好就是这样的人选。

就在“六三”之后，林德扬决定开办“北京第一国货店”。林的国货店最初的想法与侯绍裘所提的几乎完全一样，他“纠集同志”组织筹备国货店，但是集股的困难同样存在。尽管《北京大学日刊》上所刊载的《林德扬君行状》中记载，经过林“义正词严”的“反复申譬”，终于能够使“众悉为动”，但是从筹备国货店的过程来看，这样的书写似乎更像是对于已离开人世的林德扬某种有意的美化。国货店从章程制定到集股几乎都是由林德扬本人独自完成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在集股的过程中，林的第一国货店并没接收到来自学生群体的股金，这可能是因为林在学生中的人缘并不是很好，他性格颇执拗，又好与人辩论，揭人短处。最初林德扬是希望依靠一位在京做官的同乡，来募集几千股，可是这位同乡官员随后就反悔变更了。林受了“无限刺激”，于是自己拿出七百多元来，“国货店才赖以开张”。

林德扬国货店开业之后，其“以负病之身，而竭力经营累月”，林也对同学说“世人毛病总是不负责任，莫有恒心，只讲面子，不实心作事，老林（林德扬自称）既下绝心办一事，前就是刃山也要穿过，这点事都办不好还算是一个人吗？”然而北京第一国货店具体经营情况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行状》记载仅因为国货店是林德扬“平生壮志仅仅表现于是，心血亦吐几尽矣”，故“国货店既开幕，营业殊佳”。就在国货店“营业殊佳”不久之后，林德扬自杀了。

《北京大学日刊》

林德扬的自杀或多或少带有些仪式的性质，在11月16日的清晨，在自己的住处留下给母亲和兄弟的三封嘱托身后家世的遗信，以及一纸账单，便前往万牲园荷花塘边，投湖前，他将身上长袍脱下，重新戴上北大校徽，“从容赴湖”。在自杀前，林德扬曾“态度雍容”地对友人说：“我信人死后必无所知，故无所谓苦乐，较之我苟延残喘之徒，受身体上精神上之苦痛，而一□□□，不是好多了吗？”除此以外，以万牲园作为自杀的地点，也增添了林德扬自杀的仪式感，万牲园在民国时期也是一个可以凭吊烈士的地方。林德扬具体的心态毕竟难以琢磨，当时其自杀的时间恰好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半年，是运动开始落潮，同时原本清晰明朗的青年知识群体的形象与价值也逐渐开始出现了某些赞扬之外的声音，此时，市民也开始逐步开始对游行、演讲产生了厌烦。与其说林德扬自杀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是其成为重要话题的原因，不如说是林德扬自杀时间的特殊性以及被宣扬出的自杀的仪式性促成了其成为不断被讨论以及阐释的重要事件。

       二、分歧的认识：进步知识分子

       与知识青年对林德扬自杀的讨论

 最先发现林德扬自杀具有潜在价值的是青年知识群体内部——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罗家伦。林德扬自杀仅三天后，罗家伦就在《晨报》发表了名为《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文章。罗家伦反对因林德扬遗书中写着“我病终不起，徒多精神上肉体上之苦痛，所以我去淹死”所造成的林“只是因病想免除痛苦而死”的传闻，而是认为“林君的死，是因为奋斗困倦，不满足于现状。”罗家伦指出若是“奋斗得筋疲力尽，智绝谋穷，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作”之后选择自杀，并无不妥，然而林德扬到这一步尚有距离，况且“奋斗已经有了成绩”，所以导致林德扬死亡虽然一定程度上不能排除自身的“懦弱”，但是更大的原因是社会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原本奋发向上的青年的突然死亡。

      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对于青年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把握完全不同于在整个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群体与社会的关系。自《新青年》创刊以来，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精英知识分子与革命团体都将青年知识群体视为引领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原动力，青年知识群体应当“自觉”的担当社会政治责任，并且在道德上不断完善自身，以期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在整个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具体实践与通过宣言等行为也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实践，整个青年学群体的社会形象与社会认同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然而罗家伦却将这种关系藉由林德扬自杀这一事件重新定义了青年知识群体与社会所各自应付的权责。罗家伦这样认为：“林君的自杀，原来不是自己杀自己，乃是社会杀了他。社会不能彻底的改革，恐怕热心的青年，将来一个一个的自杀干净啊！”但是，林德扬并没有能像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以各种形式死亡的青年一样成为被尊奉为“烈士”。毕竟，从五四开始到林德扬自杀，已经六个月余了，社会对于青年知识群体死亡的报导已经失去新鲜的感觉，伴随新鲜感丧失的同时，是对青年知识群体形象认同的动摇，以及运动主导权向党派转移的趋势，都削弱了社会对林德扬自杀的关注程度，即使罗家伦几乎是在林自杀后第一时间撰写长文。除了《晨报》以外，其他主要的报刊，诸如《申报》、《民国日报》以及各类英文报纸中都没有关注林德扬的自杀，最初的讨论范围仅仅限于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辐射整个北京的青年知识群体以及部分文化精英。

罗家伦

实际上，此时知识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颇为复杂且暧昧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对林德扬的自杀所带来的后果与影响在认识上发生了分歧。1919年10月的，蒋梦麟曾在上海与几个外国朋友谈论五四运动后青年群体的心理问题，认为五四以后的青年群体心理态度有三个要点：“（一）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二）思想自由。（三）改变人生观。”11月初，当蒋梦麟回到北京见到杜威时，重新说起这个话题，杜威对蒋说“这个过渡时代，恐怕要有几个青年，因问题解决不了，闹自杀的惨剧了。”蒋梦麟对杜威的观点做了怎样的回应，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就在蒋梦麟与杜威会面后第二天，就传来了林德扬的死讯。

蒋梦麟针对罗家伦的议论首先指出“罗君把这个罪加在社会身上，我国这种恶劣社会，固当承受这个罪。但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他。社会还没有改良，我们就把自己杀了，这社会还有改良的日子么？”在这一点，蒋延续了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对于青年知识群体的认识逻辑，社会的改良与政治的进步依靠知识群体中个体“自觉”地对于社会责任以及政治责任的担当，这种担当并不能以社会需要改良为由进行推脱，自杀不仅仅是“心气薄弱”的表现，更是一种“罪过”的存在。

问题在于，蒋梦麟承认了罗家伦所提出的青年知识群体存在人生观转变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承认隐含着解除青年知识群体的个人理应担当责任的前提。作为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如果连自身的人生观都不能确定，那么是以什么来作为其担当责任的基础呢？尤其这一群体还是十六到二十余岁的青年群体，无论在经济上，政治权力上还是舆论话语都不具丝毫的优势，此时又需要面对人生观的问题，等同于将青年知识群体重新放回到真正学生的位置。蒋梦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主张“新生活不是望空能得到的。今天活一天，活得正当，明天也如此，一天一天的过去，就会到达。新生活是用试验的态度得来。试验的时候要耐心呀。从地狱里造天堂也是可乐的事。”不过至少，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给青年知识群体双肩上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多少松了松绑。同时，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分明的看到胡适以及实验主义的影响，以及以后胡适提出的以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的人生观之雏形。

蒋梦麟

此时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使用在1919年以后知识界流行起来的社会学的方法来解释林德扬的自杀。李大钊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中，搜集大量的数据与材料，力图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得出一个客观的解释青年自杀的原因，李大钊认为造成青年自杀的个别原因“虽然不同，而时代文明与社会制度的缺陷，实在是他们的根本原因，共同原因。”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多少与涂尔干的认识有些相似。李大钊没有像蒋梦麟那样强调青年知识群体对于改良社会的责任，而是确认社会问题对或者说社会本身应对青年知识群体富有相当责任。

尽管李大钊或许在自己的理智与同情之上，并不希望有青年学生自杀，而“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但是，经由罗家伦所描述的林德扬的死在李大钊眼中尚具有更为不同的意义。李大钊在章士钊主办《甲寅》中曾就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与章士钊展开过关于民族自杀问题的讨论，在林德扬自杀事件被叙述的环境中，李大钊回想起来章士钊曾经所说“吾国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习而已，自杀之风果昌，尚能矫起一二”，“今吾国之所患，不在厌世而在不厌世，有真厌世者一方由极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还其故我，与浊世生死辞极廉顽立懦之致。”李大钊重申了章行严的观点，并且对此作了认可，其心态与考量延续了以《甲寅》杂志撰稿人为核心的知识群体的政治逻辑，对于群体政治能力的失望以及对“国家意识”的话语的有意淡出。

 故此，李大钊在林德扬的自杀之中得到了与蒋梦麟不同的结论：“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的里的曙光一闪，我们应该认定这一道曙光的影子，努力向前冲出这个开头，再进一步，接近我们的新生活。诸君须知创造今日新俄罗斯的，是由一千八百五十年顷自杀的血泡中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创造将来的新中国的，也必是由今日自杀的血泡里闯出去的青年。我悯悼这厌世自杀的青年，我不能不希望那造世不怕死的青年! 我不愿青年为旧生活的逃避者，而愿青年为旧生活的反抗者! 不愿青年为新生活的绝灭者，而愿青年为新生活的创造者”李大钊的“礼赞自杀”或许与他本身审视整个新文化运动思想的途径有关，但这并不是问题重点，重点在于李大钊的评论同样代表了社会对于青年知识群体所应具有的价值担当与应有形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与蒋梦麟、罗家伦的看法都是迥异的。

青年知识群体在蒋梦麟与李大钊的论述之间，似乎更倾向于李大钊。宋介在林德扬自杀的次日，就与罗家伦“畅谈自杀问题”，他与耿匡很快写成一篇文章先后发表在《新社会》以及《曙光》之上。他们大体上追随了罗家伦的看法，不过他强调了青年“自觉”与“自杀”之间的联系。“自杀是社会一种罪恶”，“吾人和恶社会决战，要坚持到底，人不杀我，我乃自杀，是纵容害恶；是表示怯懦。……一息尚存，还是奋斗。”在事件认识上较为复杂的是郑振铎和瞿秋白。郑振铎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学思路以及与陈独秀谈话的影响，依照社会学的方法，在宋介与耿匡结论上指出，仅仅依靠罗家伦所提出的三点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旧社会改造”和“实行泛劳动主义”。瞿秋白则在12月3日《晨报》所刊载的《林德扬君为什么自杀呢？》认为“自杀是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我们觉悟之后就要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果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尽管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新社会》群体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对自杀进行“礼赞”，但是他们都以各种形式认可了青年知识群体对于社会改良与政治改革应当负担责任，在“奋斗”的共同话语之下，青年的形象与价值依然紧紧依靠着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是否完成。这一思路依然延续了五四爆发以来的逻辑，只不过相比激进的运动，随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传入，看上去有了更切实可行的方案。

李大钊

对于罗家伦来说，在他撰写了关于林德扬自杀的文章之后，知识界的反应或许有一点出乎了他的意料，那就对于他所费力描绘的林德扬行为所具有的“爱国”意义。在蒋梦麟的悼念文章中只是几次提及“林君是个好人，这近乎是一个平常到空洞的定位”，而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所强调的是林德扬行为所具有的作为青年“自觉”的意义。即使是与罗家伦同属于青年知识群体的郑振铎、瞿秋白等人也没有将“爱国”作为理解林德扬行为的切入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似乎都不愿意对罗家伦希图给与以林德扬为代表的青年知识群体的形象做出“爱国”式的定义，即便是林德扬的追悼会中也是如此。

1919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在法科礼堂为林德扬举行追悼会。追悼会首先由主祭方宣布开会理由。然后宣读祭文。接着是林君家属报告死者生平事迹，最后则是来宾演说与同学说。给林德扬开追悼会确实有几分特别，林德扬自杀既不同于在五四运动高潮期间的殉义青年——北大毕业生周瑞琦等享有烈士待遇的集体悼念，也不具有其他值得特别称道的追悼理由。然而，林德扬的追悼会显然成为继郭钦光之后最为受人关注的青年学生的追悼会。《晨报》的新闻记载，这场参与人数并不多的追悼会中，几乎全体对林德扬的人品与事迹做了赞扬。在追悼会中，“某君与某女士(四川同乡)相继讲演，皆言林君性尚过人，忧心国家，而致力学业，逐致夭折，为国丧一良材。实吾辈不幸事”。某君题挽“牺牲的种子种在万牲园，奋斗的花儿开在第一国货店”不但如此，蔡元培也参加了追悼会，并做了演讲。

蔡元培

 次日，《晨报》刊登了蔡元培演说的全文，并说明了他参加追悼会的情况：“今天上午北大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替林君德扬开追悼会，不过到会的人不多，而蔡先生仍旧在散会前赶到演说。林君的自杀，在《晨报》上看见，有人赞成他的，也有反对他的。如今把蔡先生的意思记出来，给大家看看。”蔡元培说：“今天开这个追悼会，是大家可怜他的自杀。林君的自杀，是北京大学生第一个自杀的人。我看林君的行略，也觉得可怜。”蔡元培举出不同的自杀类型，将林德扬与清末杨笃生、姚宏业这两位蔡元培的十分熟悉的人物的自杀都归入奋斗而自杀的类型，但从头到尾却只字没有提到“爱国”二字。而是从为事业奋斗的角度把林德扬与杨、姚相提并论：“这两位先生，都是因奋斗失败而自杀的。林君也因奋斗而自杀，所以同杨先生、姚先生差不多。”“他对于五四运动很出力，并且创办国货店——抵制日货根本的方法。”“所以决然自杀，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继续去实行他的计画，所以牺牲自己一身，做发展国货的广告。”

在纪念中，蔡元培与蒋梦麟、李大钊等一样，绕过了对于林德扬的“爱国”定位。蔡元培避而不谈“爱国”无疑与民国初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运动的起起落落对知识分子群体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国家观念”的转变有关。随着五四运动的逐步落潮，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对青年出于“爱国”的纯粹动机的兴趣的丧失，在蔡元培看来，如果此时依然沿着运动高潮时期由新闻媒体所定性的青年知识群体的“爱国”“殉国”的评价，那么很容易混淆视听的概念给此时尚未全面反思的热血青年以误导，同时，单纯的强调“爱国”也并不符合整个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初衷。

 实际上，不单是罗家伦所提的“爱国”，就连“奋斗”在蔡元培眼中也多多少少存了些怀疑。蔡元培说：“林君也因奋斗而自杀，所以同杨先生、姚先生差不多。林君先习化学，后习法律，他的脑筋也未免过敏。他对于五四运动很出力，并且创办国货店——抵制日货根本的方法。这是他的第一层意思。但是他理想的国货店，规模是很宏大的——这种小买卖算不得提倡国货，要自己能够制造出来。但是现在哪里能做到，他就心急得很，等不及慢慢地去做了，所以决然自杀，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继续去实行他的计划，所以牺牲自己一身，做发展国货的广告。我想这是他的第二层意思。”无疑在蔡元培的眼中，杨笃生、姚宏业都是为了事业而奋斗致死的，尽管辛亥成功了，中国公学也办成了，但是杨、姚的奋斗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却是失败的。林德扬开办国货店致最终殒命，给予蔡元培最直观的印象和杨笃生、姚宏业的形象发生了重合，都是“奋斗”以致“失败”的死。蔡元培在林德扬的事情上多少有些矛盾，一方面他曾强调在“现世幸福”之外的所应具有的“超轶现世之观念”，而另一方面蔡元培亦认为“教育不可偏废”，即在世界观教育及美育之外，补充的“实利主义教育”。他既不想对“奋斗”表示有所怀疑，又不愿意青年学生出现因“奋斗”而导致的身亡，所以蔡元培既没有称赞林德扬的奋斗，也没有批评林德扬的“心气薄弱”，而只是指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去做完林君没有完的事体”。

这场为青年寻找未来之路、塑造理想“新青年”的集体发言，并未达成什么共识。在“五四”急剧变动的思想和社会环境中不断受到挑战。林德扬的自杀，以极端的方式将身体与革命、生命与道义、个人与国家等重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从由此产生的激烈论争中可以看出，在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和寻找解决之道等方面，新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并未形成一致的答案。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而这种思想层面上的分野，最终会导致行动上的分裂。包括林德扬自杀事件在内的诸多论战，正是这种分道扬镳开始的讯号。

三、“五四”运动晚期知识青年身份形象重构

      尽管林德扬的自杀在北大为核心的北京教育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讨论，但是无论知识界如何讨论该事件，都无法像在五四运动中郭钦光的死亡那样形成广泛的新闻效应与舆论声援，即便是蔡元培出席林德扬的追悼会，也仅有《晨报》做了报道。与郭钦光在五四运动中因病去世相比，林德扬本身似乎更符合二十世纪初新文化群体的形象——自觉，奋斗，解放的个性——然而，这却无法引起媒体的关注。除了北京范围内有限刊物以外，既不见商业报纸的报导，也不见地方同人杂志的追悼，与郭钦光的报导，以及一年后北洋上将李纯自杀的相比，简直可以说是相当寂寥了。

       缺乏媒体的沸腾效应，一方面传达出五四运动以来，青年知识群体由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社会对于运动新鲜感的丧失，以及学生群体自身的分化——使依靠商业媒体报纸的宣传解读与青年学生躬身实践所形成的青年知识群体的形象、价值与实践已经产生了危机。另一方面也使对于青年知识群体形象、价值与实践的舆论指导重新回到了知识群体的范围内，精英知识分子重新主导了对青年群体训示的话语。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群体自主的践行了《新青年》前中期宣传的青年自觉与个人政治担当的观念，却与运动爆发前知识群体最关注的新思潮与新思想在方向上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分野。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巴黎和会，在思想文化评论为核心《新青年》中并没有怎么提及。在巴黎和会当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七卷仅提一次，第八卷根本没提，就包括运动本身，以及运动中所发生各类事件，在《新青年》中也是零星可数或者根本不见。青年知识群体在五四运动中与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精英知识群体在关注点上产生了不同。青年知识群体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与媒体报导的沸腾效应相互作用，没有依靠精英知识群体的自上而下式的舆论宣传，就使自身的行为与价值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很快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形象。虽然运动中青年知识群体的实践行为与政治的自觉、道德的担当具有相当的吻合，但是媒体与社会所共同认可的“爱国”性质，以及学生群体所不断试图证实其行为是超于党派之外的纯粹的爱国行为，与自袁世凯复辟之后精英知识群体国家观与国家意识发生的改变，多少存在抵触。这在林德扬自杀的讨论中，更为显而易见，不论是蔡元培、李大钊还是蒋梦麟都不使用爱国的字句，也不对罗家伦所论的林德扬的爱国做任何评论，他们态度显而易见。

新文化运动中游行的北大学生

      虽然《国民》与《新潮》有着诸多不同，但就总体而言，不论是《新潮》还是《国民》都很少或几乎没有文章公开支持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都具有五四运动前那个时代“新青年”所共有的两种倾向：一是平民主义，“新的中国必须‘走向人民’……普通老百姓是中国社会积极的一面”；二是渴望启蒙人民。在这一点上看，五四运动爆发前，青年知识群体还是处于新文化运动导师们的指导之下，并没有脱离新文化运动思潮发展与变革的轨迹。五四运动的爆发，可以说打断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逻辑进程。青年知识群体脱离了导师所规划的路线，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如脱缰野马一般自行寻找自己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与所具有的价值，尽管1919年的《新青年》还在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上有继续申说，然而这对于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们很难说会起到什么实在影响。从1919年3月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廖书仓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内容变迁，可以更好的反映出五四运动爆发前后，青年知识群体与新文化运动导师之间的继承与断裂。

从上表中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近一年讲演题目的变化，可以明显的看出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青年知识群体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关注点迅速转移并脱离原有新文化运动的路径，到6月以后运动进一步扩大，各项文化活动几乎全部停止了。到了11月各项活动开始恢复之后，青年学生群体已经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实践了。瞿秋白回忆“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零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那么热烈了。”在学生眼中“罢课的武器，至此成为‘黔驴技穷’，而各界对于学生的同情，也已完全失掉”。在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们看来“学生运动现在四面都受攻击，五四的后援没有了，六三的后援也没有了”。很快随着缺乏新闻效果的林德扬自杀事件的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们又重新从新闻媒体取回了对于青年知识群体的话语权力。1920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征求签名启事这样写：“我们天天鼓吹救国，可是实行下手的地方在那里？救国的先决问题，是不是要民众觉悟努力？”启蒙人民替代了爱国宣传，再次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关注的问题。经过五四运动的躁动，青年知识群体在各种事件中逐渐冷静下来，在新文化运动导师的引导下开始重新思考自身于社会之中所应具有的形象与所应践行的活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发表的《自杀论》可以说是对于林德扬自杀定音式的论述与总结。在这篇很长的文章中，陈独秀不但概括评述了从罗家伦到李大钊的所有观点，而且使用了比李大钊文章更为复杂和广阔的数据。文章经过一番近乎纯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式的论述之后认为，“所谓近代思潮史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在我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陈独秀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史导致了青年群体悲观人生观的产生，有意思的是，《新潮》的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也就是文艺复兴。陈独秀这样的表述是否隐有其他深意很难揣测，不过在1919年底陈独秀与郑振铎、耿济之的谈话中所希望的是进入到工商界的生活中去，以新闻、短评的方式改造工商界，这与《新潮》的编辑思路显然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异。

《新青年》七卷二号   陈独秀《自杀论》

在提出对近代思潮的质疑之后，陈独秀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结为依靠“最近代的思潮”，所谓“最近代的思潮”的代表是“英国罗素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和法国罗兰底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和罗丹底新艺术。”然而，如果与四个月后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的论述一同考虑的话，这并非是说陈独秀认为罗素等人就是最终解决方案，而是带有了思想革命必须不断进行，只有及时掌握最新的思潮才能避免陷入到人生观的错误中去。陈独秀这样说：

这思想变动的时代，自然是很可乐观的时代，也是很危险的时代，很恐怖的时代，杜威博士和蒋梦麟先生所虑的，想必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必经的阶级；况且最近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

实际上，陈独秀本人也是以如此的观念来行动，1919年底还认可社会学与社会改造的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发表之后没多久，就接受来自苏俄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飞一般的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与胡适等人彻底“分道扬镳”。

约翰.杜威

 尽管新文化运动阵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过诸如五四运动后如何看待青年知识群体走向的争论，但是蔡元培、胡适等人在林德扬自杀之后对青年群体的态度与期望与开始逐步接受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或者黄炎培都没有刻意强调思想革命与青年行为与价值的关系，而是主张“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胡适与蒋梦麟一同指出，五四运动虽然是“变态社会里一种不可比避免的现象”，但却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所以真正持久有效的学生运动乃是“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学生应当以学问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见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很多学者在青年学生应当以学业为先上与蔡元培、胡适的看法保持了一致，“学生的学课就是国家的滋补品，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青年当求学时代，故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预备在乎专心向学”。不过却未必同意胡适提出的“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和服务社会的生活”这套方案。至少在朱希祖看来，罢课是运动失败的标志，学生也必须认真上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就要停止，相反，“运动是仍旧要继续的，一致的牺牲的精神仍旧要坚持到底的，失败是不足为耻的；不过运动的方法要复杂，要经济，要多方面。”或许朱希祖的话更像是用以退为进的话语来安抚激动的青年学生群体，劝说他们尽快返回学校，安心上课，但是陶孟和就完全不同了。作为社会学家与亲苏俄的学者陶孟和首先指出青年知识群体在运动中“团体内个体不纯”所以导致“运动的精神有可以指摘之处”；其次青年群体在运动由于“出身中等阶级，上等阶级”，与“工人、商人、军人、是完全没有社交的关系，没有相关联的思想”，所以运动会失败；最后则认为青年学生缺乏一个科学组织。显然，陶孟和将青年学生的运动视作为一种类似革命的行为，需要有凝聚力、有纪律性和有效率的组织与宣传，将变革的思潮推向整个社会，从而以社会革命的形式“达到人类共同的目的——良善的生命。”陶孟和的观点与早期《新青年》所传播的非民族主义与非国家主义的，强调个人权责担当与广泛社会革命的观点更有联系，但是此时马列主义的传入，使陶孟和意识到社会调查与组织式的活动优于个人解放式的活动，所以陶孟和对于青年知识群体形象与实践危机的认识和解决与陈独秀、胡适产生了差异。

 在五四运动尾声中，由知识青年形象内外危机所导致的林德扬自杀事件以及新文化阵营知识群体对该事件的不同批评，为青年知识群体的实践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新思潮，也就是各种主义是否能够对青年知识群体的自觉起到作用，是否能够对社会改造起到作用以及是否具有负面作用，知识群体已经开始有所注意。胡适将自己方法论的哲学观推向了指导青年知识群体社会生活层面，实际上多少可以看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余绪。而社会学方法的传入，苏俄马列主义的逐渐流行，则使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作为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思潮与主义，换言之，就是某种可以依靠的“信仰”颇为看重。当然，差异之中并非没有共同之处，不论是胡适提出的“社会服务的生活”，陈独秀的新思潮，还是运动“组织”纪律与发展都认可平民是青年知识群体所必须重视的对象，对其启蒙也好，受其教育也好，与之相结合也好，总之，青年知识群体的价值似乎必须依托在平民之上。尽管导师之间的意见与看法存在各种差异，甚至于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尽管新文化的导师借着林德扬自杀的事情，重新取回了指导青年群体的话语权力，然而青年知识群体经由运动的洗礼，已经比新文化运动时期更为成熟，也更能独立思索其社会形象的定位与实践的方向。

与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们一同在《新教育》之上刊文的是罗家伦。他的文章就是广为流传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正》。在这篇同时刊载在《新潮》上的长文中，罗家伦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胡适的观点，更为细致谈论五四运动的成败功过与青年群体的走向问题。此时罗家伦的观点与他在为林德扬自杀所撰写的评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个月前还一再认可青年知识群体爱国热情的罗家伦，此时声称“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 “决不能以‘爱国’，‘救国’一类的名词去蒙惑他人的。”尽管罗家伦将重申他在1919年5月26日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并非强调爱国，但是文章所谓“民族自决精神”与“社会制裁精神”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性质与爱国性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促使罗家伦认识转化不单是由于学生运动的起落，其在运动中的处境似乎也发挥着更大作用。

胡适

在许德珩的回忆中，相比较国民社对于傅斯年跟随胡适的厌恶而言，对罗家伦则是“因为其人好自我吹嘘”，所以“社内同人都讨厌他”。抛开许德珩回忆录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当年北京大学对罗家伦的议论或许并非空穴来风，书法家萧劳也曾回忆，说“罗家伦追逐名利权势，当时就为同学们所不齿。”萧劳记得五四后的一天晚上，在法科礼堂的学会机会上，罗家伦对自己大肆吹嘘，引起与会同学的不满说罗家伦“沽名钓誉”，还有一位同学干脆把罗推下讲台。罗家伦的确是在五四运动前与傅斯年在学生圈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不过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傅斯年因于许德珩争论，被一位姓陶的同学一巴掌打出了运动，而罗家伦，不必怀疑他对运动的热情，《每周评论》上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已经足以说明，但是罗家伦在运动中地位，其实是逐渐被疏远的。不论是北京“学联”还是六三之后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罗家伦都不在其中，同样，《全国学联日刊》的编委中也没有罗家伦，国民社为核心的成员才是推动运动的核心。

许德珩

离开了运动中心正好给了傅斯年一个反思的时间，傅斯年逐步转变以“主义”改造社会的认识，转而认为：“《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青年知识群体能够“（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此时，林德扬自杀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不久之后傅斯年前往英国留学。与傅斯年几乎同期出国的是赴法勤工俭学的许德珩。就在两人离开不久，林德扬自杀的事情传了出来。不难看出，在1919年底的罗家伦似乎还对运动有所留恋，傅斯年强调的“切实的求学”并没有进入罗家伦的眼中，在林德扬的事件上，罗的批评更像是对蔡元培“美育代德育”观点的重复，不过这也可以算作参与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对于运动本身的第一次反思。有趣的是，学生运动核心团体国民社的成员以及全国学联却并没有十分在意林德扬的自杀，究竟为何已不可考。直到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罗家伦才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正》重拾了傅斯年的观点，认为“专门学者的培以做一点理解其行为实践的参考，“在‘五四’运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或许罗家伦的回忆可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因略负浮名，遇着过一些政治社会的引诱。可是书诒和我们一班友好，绝不为动，相约继续求学，以充实自己，在图报国。”

       纵观罗家伦整个五四运动期间的文章与他在运动中的起落，可以发现，尽管五四运动的爆发，曾一度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导师们的话语权力，但是却并没有像胡适认为的中断了文化的启蒙。以罗家伦及其同学为代表的所具有的观念与认识正是由于五四运动才得以实践，也是在实践中，才完善了对于自身的把握。也是得益于运动，使得青年群体能够按照自身对于新文化的理解，选择自己的道路。

       “以思想革命为改造一切的基础”在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青年眼中，不再是单纯依靠知识的传播与思想的引进，而变成具有更多选择的一种改造社会的事业。瞿秋白在经过五四运动与《新社会》的编辑之后，不再留恋郑振铎所相信的社会学方法与社会改造，转而北去苏俄，寻找能够根本改造社会的想象与途径；国民社的同人选择倾向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方向，展开自己的政治实践；康白情在出国留学后再次开始涉足政治，组织华侨政党。就像傅斯年曾说：“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五四为青年知识群体的奋斗体验和人生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选择，同时，五四运动时期所形成的价值尺度和表述框架却在舆论的表层一直延续了下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4期

本期编辑：小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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